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主旋律，而制度治党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中之重和标志性特征。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就是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制度治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制度建设，其着重点不仅是指制度的供给问题，还包括制度体系的衔接匹配，制度规则的严格执行以及制度文化的孕育等内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各个角度对制度治党进行了深刻强调与阐发。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制度治党”，并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2015年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从严管理干部，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2015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从反腐倡廉角度进一步强调：“法规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效性。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2016年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从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坚持和强化制度治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指出：“要抓住建章立制，立‘明规矩’、破‘潜规则’，围绕发生的腐败案例，查找漏洞，吸取教训，着重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制度，压缩消极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完善。”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再一次强调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前提，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制度反腐为重点，以制度治吏为关键，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保障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治党思想体系。
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前提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制度治党的前提是高质量制度和制度体系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不同的场合有过多次论述。在论述加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建设时，强调要“建立立体式、全方位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体系”；在论述作风建设时，强调要“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在论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时，强调要“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目标任务。
对于如何制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习近平重点强调了两点。一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制定要科学。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二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制定要系统。他指出：“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制度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
习近平之所以如此重视党内法规体系的制定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内法规制度中的确存在不健全、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不衔接的“五不”问题。
习近平这一思想对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之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清理、制定、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步伐。从对“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的反对，对楼堂馆所的豪华、节假日期间不正之风的整治等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到《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规章制度的正式颁布，制度治党的作用和效果正在愈益凸显。
二、党章是制度治党的根本遵循
国有国法，党有党章。把党章做为制度治党的根本遵循，是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的又一个鲜明特征。习近平对这一思想的集中论述体现在他署名的《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这篇文章中。他在文章中提出：“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习近平把党章作为制度治党的根本遵循，除了考虑党章的地位、党章的高度概括性特点之外，另一层深意是，近几年，党章意识的淡薄，出现了“行为与党章之间的脱节现象”。
三、制度反腐是制度治党的重点
纵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制度治党思想的论述，制度反腐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2013年1月，他上任才两个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就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决心。接着，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他明确了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2015年1月，他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作出了反腐倡廉建章立制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的安排；2016年，制度反腐由理性的自觉到实践的行动，国家监察委员会开始试点；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制度反腐认知深化的这几个节点，凸显了他把制度反腐作为制度治党重点的思想。
习近平之所以把制度反腐作为制度治党的重点，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苏联亡党亡国导致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之一，使我们党不仅深陷“越演越烈”的反腐僵局，形成了“天涯无净土”的生态困局，还出现了“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亡党困局。正因为这样，201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把制度反腐作为制度治党的重点，体现了习近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反腐败工作作为突破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
四、制度治吏是制度治党的关键
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决定着党的生命。制度治党，首先要用制度管好干部。习近平同志反复用不同方式强调了这个问题。201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2015年1月，他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2016年年初的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他更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健全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制度，对集体讨论事项，每个班子成员必须亮明态度并记录在案。”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又一次指出：“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习近平同志把制度治吏作为制度治党的关键，一方面是由于领导干部处在权力的关键地位，肩负着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一旦出了问题，其影响面广、破坏性极大。
把制度治吏作为制度治党的关键，彰显了习近平以上率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与鲜明态度。
五、提高执行力是制度治党的保证
再好的制度得不到落实，终究只是一纸空文。对此，习近平同志也反复强调，制度是用来执行的，“要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201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指出： “现在，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对于如何提高制度执行力，习总书记强调，要增强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要建立健全责任机制。
总之，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博大精深，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以上五个方面，是其精髓与要义所在。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的形成，意义深远重大，它是解决我们党已面临生死存亡威胁的党风问题的关键一步棋。这些思想有的已经转化为制度治党的实践成果，有的对制度治党正在产生着重大影响，但制度治党同样在路上，立制难，执行下去更难，任重而道远。